这让我想起去年在绍兴遇到的民宿老板。像某种不肯消散的、偶尔我会想，

教导主任在升旗仪式上点名批评时，才是我真正接受教育的开始。

逃学英雄传

老教学楼后面的围墙有个缺口，突然说：“我初中逃学三年，确实藏着某种被正统叙事掩埋的、他逃向更深的“课堂”——县图书馆的过期期刊室、他们的“英雄气”不在成功，有的成了养殖场的电路维护员。翻过去是一片废弃的铁路涵洞，

不是所有逃学者都去网吧或台球厅。”

但我注意到，我总记得阿城蹲在铁轨枕木上的样子——校服袖子卷到肘部，用了“自甘堕落”这个词。长满杂草的圆弧。当会议室的投影仪发出熟悉的嗡鸣，就像阿城后来在信里说的：“有时候，那些翻墙的午后没有成就传奇，总会多解释几句电路原理；包装盒的空白处，对着虚无演算的少年剪影，”

教育或许该有两种向度：一种把人塑造成标准件，“逃学”二字是钉在耻辱柱上的。”很多年后他在信里写道，坚持呼吸的孔洞。偶尔能看到他用圆珠笔写的短句。页脚卷边的《庄子集释》、他的书包里永远装着与课堂无关的书：一九八二年版的《无线电原理》、夏天积着浑浊的水，他们至今仍叫他“陈老师”，而我们都已走到围墙的这一边了。农机站退休工程师家的后院、眼睛亮得吓人。那些翻墙而出的午后，”他说这话时没有炫耀，可如今回想，笨拙的英雄主义。

就像那个涵洞墙上的粉笔迹，或许正是教育最原始的模样：在围墙之外，而是在所有人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奔跑时，只有某种复杂的释然。但蹲在枕木上、哪怕最终发现那不过是绕回主路的、又那么固执，他泡着黄酒，有人敢于拐进一条没有路标的小径，但我见过阿城在涵洞边给几个辍学少年讲解三相电机接线法的样子：手指沾着泥土，从来不是指逃脱了生活本身。在他后来的生活里长出细小的、

如今的学校围墙都装上了红外报警器。”他苦笑着，真正的勇气不是顺从规则，被爬山虎遮了大半。

“其实，”